— —张立平老师访谈

Q1：近十年来，中医药逐步走出国门，有人说中医在国外已落地开花，还有人说国外对中医并不认可，中医药在国外的发展现状究竟是怎样的？

A中医药走出国门，绝不仅仅是近十年的时间，但在近十年确实取得了飞速发展，并将进入充满机遇的黄金时期，这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关注度提高分不开，更和众多海外中医同仁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一方面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传统医药（包括中医）立法。随着80年代中国留学潮的出现，作为海外最容易就业的专业——中医和针灸在海外逐渐发展。经过20~30年海外游子为生存、同时也为我们的中医药事业而付出的艰苦奋斗，使得若干国家及地区（包括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泰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等）已经为中医或针灸专门立法。据世卫组织统计，国外绝大多数民众对传统医药（以中医药为主）有所了解，有些发达国家至少有70%的人曾尝试过使用传统医药治疗，说明中医药在国外确实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但问题在于，人们多是在西医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去尝试中医治疗，也才会体会到中医的疗效，从而认为中医神奇，但这离真正认可中医的科学性还差得很远。中药因为存在各种限制，再加中药使用的高难度，导致国外的医生更多使用针灸，而不是中药。随着针灸越来越被发达国家了解和认可，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自主研究和“创新”改变，使我们传统针灸面临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表现在越来越多发达与较发达国家，中医药高等教育逐渐走向本土化。1996年我校走出国门，在英国与middlesex大学合作开设了欧洲国家正规大学中第一个中医学士学位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高等学校中独立颁发的医学学士（中医专业）学位证书项目；十年以后，随着英国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其本国十多所大学都开设了中医药相关专业，并成立了自己的认证评估系统。越是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越完善、越严谨，加之自身的语言优势、生活环境优势，导致本土化的中医教育对我国的教育输出形成制约，如果我们不尽快按国际发展需求提高自己，中医教育走出去将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是实践科学，需要大量的临床实践训练，但中医在海外毕竟多以小门诊部形式出现，见到的病人、病种有限，缺少综合医院的支撑，更缺少成熟的中医临床教育体系，导致在医疗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些都会制约中医的海外发展。由此可见，目前我们的优势是在中医临床教育方面，可我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至于欠发达国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跟上西医时代的发展，不会花过多精力在传统医药上。所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对中医药的需求和层次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采取的因应措施也不应该一样。

Q2：要接好中医药国际化的接力棒，对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A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到2020年，争取将北京中医药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高水平、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2010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NAFSA）将国际化定义为：“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和全球层面的东西，有意识地整合并注入高等教育的学术氛围和科研成果当中。要想使国际化全面获得成功，就必须全方位地积极投入到全球网络和学术伙伴关系的建立当中。”以此来重新审视我校的战略目标，北中医的“有特色、高水平、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与其它同样追求此目标的大学之根本区别应该在于：有特色——实现作为全球最著名的开放型中医药大学的教育目标，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医学人才；高水平——拥有全球医学行业最高水平的综合医疗实用技术及方法；研究型——拥有全球一流的国际医学合作研究网络，国际水平的医学研究中心、学科团队、教授、博士生和论文。

前面讲到，要走出国门，最重要的是提高我们自己，而国际化的实质是向国际最高水平看齐，所以未来十年是中医真正国际化最关键的十年，我认为中国中医高等教育这十年要提倡的是培养国际型中医药人才，或者说是国际型医药人才，而不仅仅是中医药人才。这并不是对纯中医的否定，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局限在纯中医的话，可能很难成就中医药发展的时代领军人物，更难成就未来医学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本土中医药的发展、学校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和科研的发展，我们都要向国际最高水准看齐。研究生教育是培养未来行业领军人物的摇篮，代表了学校的知识应用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尤其是博士教育是成就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基础，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因此我们大学的医学研究生教育，就是要培养既了解和掌握现代科学更了解和掌握自身学科优势、既关注中医药国内外发展又关注现代医学国际发展、既拥有高水平综合医疗能力又拥有和现代科学有效对话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拥有坚定的中医信仰以及行业自信和自觉：我一定要用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任何一条。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如何培养和如何成为这样的复合型国际人才。

其次，研究生的教育也应该向多样化、多模式改变。在海外，对中医的执业范围有严格的界定，中医只能行中医，不可以行西医，那我们为国外培养的中医药人才，就应当是中医实用型、技能型的高质量人才；但是在中国，我们就必须培养可以跟现代医学群体对话的中医药人才，因为我们承担的不仅是用中医药给人看病，更多的是去搭建一个与现代医学对话的平台，甚至用我们的思维模式去影响医学发展的未来。所以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医院校的教育是失败的，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符合时代需求，中不中、西不西，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全面。不同的需求决定了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同的需要也必然导致学生毕业后的不同走向；我们培养的学生，只要有能力去应对各种挑战、去快速适应各种需要成就自己，我们的教育的就取得了成功。

Q3：很多人对当前中医药的科研呈怀疑态度，您是如何看待的？怎样才能改善这种局面？

A我认为中医药教育是在传承和传授知识，中医医疗是在实践和应用知识，而中医科研才是创新和创造知识。这样看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领学科教育与医疗的创新发展、创造学科新的未来。目前中医药的科研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将临床很有效的治疗方法或方药，用动物实验证明给别人看；一类是对治疗机理及效果的研究；一类是寻求适合中医科研的技术和方法的研究。第一类，用动物实验反过来证明数千年来已反复被临床证明的疗效，这类科研在一定时期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中医科研的真正目的。而后两类我认为是中医科研的追求所在。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是一个要花费20-30年才能形成的慢性疾病过程，如果要研究长时间干预措施的预防与治疗效果，完全在临床上做，会花费太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通过动物实验，把很长的人生变成短短几个月动物的一生来进行过程及终效观察，这在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是一个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方法。其实，科学研究的技术及方法并无中西医之分，科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证实、创新我们头脑中的思维火花，因此，寻找和发现适合中医科学研究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应该是中医科研的最高追求。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在海外重点区域建立医教研文一体的、以我为主的 “中医中心”示范点，而其中在发达国家建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国际公认研究水准最高的医学学府合作，共同开展临床科学研究，探讨并获取中医临床有效性的权威科学依据，突破中医走向世界的最大障碍，占领学术、医疗制高点，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权。

Q4：2014年7月，酝酿了三十年之久的《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终于发布，在您看来，中医药立法的关键是什么？

A如前面所述，早在中国进行中医药立法前，国外已经有若干国家对中医药进行了立法。但他们立法目的更多是要规范本国的中医药医疗市场，在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使中医药在本国相对有序地开展，而不完全是出于中医药发展的考虑，所以具是一种双刃作用。而我们国家的立法，虽然出发点及根本点是为了中医药更好发展，但也同样具有双刃作用。我相信，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才出台我们的立法，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如果这个立法真正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能促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融合，借助现代科学方法使中医有所创新、提高的话，这个立法才真正起到了应该起的作用。究竟是不是按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去促进它的发展而不是制约它的发展，应该是我们立法的关键所在。

Q5：“习大大”十分注重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国内都力挺中医，那么中医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机遇？

A：中国这些年的飞速发展，而且未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中华民族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到今天还在不断向前，所依靠的哲学思想指导和理念就是辩证统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且是最精华的代表，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辩证统一观念。辩证统一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人在挫折的时候看到光明、在光明的时候又预见到困难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是一个可以长久引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相对缺少的。因为很多事情永远是物极必反，永远是一种辨证，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居安思危，否极泰来，它适合于整个社会、整个自然，这是中国的中庸，只有保持和谐才会发展，而这就是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大财富。所以从中国发展的大环境来看，确实给了中医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未来要把中医药打造成国家又一个对外人文交流的名片，中医药不仅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中华文化的象征和发展需要。

Q6：请您畅想一下，十年后中医的发展在全世界、在中国将是怎样一种面貌？

A未来十年，我们如果能够很好的抓住机遇，在主动走出去的同时，也对我们自身软实力的提高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即必须将自身发展融入全球国际化网络中，向国际高标准看齐，也就是国际化，否则就无法完成主动走出去的重任。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科研水准等一系列的国际化，将是我们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医行动成功的重要基石，更是我们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巨大收获。但是，如果这十年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中医在国外的发展就很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经不住未来10年孤军奋斗的打击，逐渐消失了；另一种是按照国外自身的规律去发展了，跟我们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十年对国外来说，虽然中医药有了立法，但却面临更大艰难，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使用仅存的少量改良过的中医治疗方法，怎能说那是中医的存在？又怎能进入主流医学并对主流医学未来发展起导向作用？所以未来十年对国外的中医人是考验，对我们也是考验。未来十年的中医学与西医学，在思维模式上会更加相互影响、慢慢融合，但不是两种治疗方法上的简单结合。未来十年，对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更充满了挑战，能不能抓住机遇，就看我们能不能承担起责任，迎接挑战，战胜困难。

Q7：如何理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如何应对挑战？

A前些年是我们把中医往外传，因为国外没有中医药、不了解中医药，不管是通过留学生从我们这里学，还是国外自主研究，不管其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医药，但发达国家研究手段的先进性，确实反过来对我们形成巨大压力。所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人家需要你，这就是机遇，你自己没准备好，这就是挑战。

从学科的角度，通常都是比较强的、先进的学科会被别人所需要和学习，而中医则仅仅是一种独特而传统的学科，必须得创新，得发展。随着现在科技进步，中医也在潜移默化地发展，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但发展并不意味着先进，中医药全球发展更需要的是引领，只有我们比人家强，能够从我们这里学到真知，人家才会需要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好的平台，用来传播中医知识和中医技术。传播知识相对容易，只要有教学资料和讲课的老师就可以了，但是技术怎么传播？国外现有的中医门诊部，真的不足以应对国外对中医需求的发展，我们的技术平台还没有准备好，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有多少能力为国外培养高质量的中医生？

过去我们真正承担风险到国外一线去实践的很少，更多是在总结别人得来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最基本的思路和设计是，一方面高举北中医大旗，团结在海外奋斗的中医志同道合者，合力将中医药最优秀的东西展示出来并加以提高；另一方面，把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出来再送到前方锻炼，使其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适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医药事业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现在徐安龙校长提出要让“中医药走出去服务于国家战略”，就是把我们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行为提升到国家外交战略的高度，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我们将来要建的这些中医中心，都将建在示范性的国家、示范性的地点，尤其是要将中医药传出到发达国家、传出到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是一种逆向传输，逆流而上，不进则退，除了把自己变强壮，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现在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主动向世界发展，要中医高质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如果自己根本就没这个能力，又凭什么要得来？所以我们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实践、风险、责任、成果，这些是不可分割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医发展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且唯一的，这意味着北中医人背负着更重的责任，同时，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骄傲和光荣。

转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通讯社《启贤》杂志第13期